秦朔：我從“柳傳志之呼”中聽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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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990篇原創(chuàng)首發(fā)文章
今年初，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董事長毛振華雪地陳情，聲討度假區(qū)管委會濫用行政權力擠壓民企，引發(fā)了一場關于營商環(huán)境的大討論。
“毛振華之訴”的核心，是政府和市場、企業(yè)的關系問題。
5月16日，聯想控股董事長、聯想集團創(chuàng)始人柳傳志，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聯想控股總裁朱立南聯名向聯想集團全體同仁發(fā)出了一封信，題為《聯想榮譽保衛(wèi)戰(zhàn)》。這封信擺事實，講道理，動感情，也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悲憤融貫其中。信一發(fā)出，立即引起強烈反響。
在我看來，“柳傳志之呼”的核心，是企業(yè)和社會、文化的關系問題。
這封信的背景，是2016年，國際通訊領域的一個標準化機構3GPP就數據信道的編碼方案進行討論和投票。
第一輪投票時，聯想集團基于自身前期的技術和專利儲備，選擇了LDPC技術方案。該方案由高通、三星、阿爾卡特-朗訊-上海貝爾提出，LDPC使用時間更長、技術更成熟，這個領域專利權最多的是三星；第二輪投票時，聯想集團綜合考慮了國家整體產業(yè)的合作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選擇了自己之前沒有太多技術積累的Polar碼方案。該方案由華為提出，該領域擁有最多專利的是諾基亞和高通。華為在LDPC和Polar兩方面都有一定專利，Palar可能更多一些，但并不絕對領先。
最近，這件事突然被翻出來，在社交媒體上持續(xù)發(fā)酵，聯想甚至被扣上“賣國”的帽子，理由是“不支持華為，支持了高通”。放之中美貿易爭端的大背景下，這個話題被炒作演繹得不亦樂乎。
事實究竟如何？柳傳志信中說：“我專門和華為的任正非先生通了電話，任總對我表示，聯想在5G標準的投票過程中的做法沒有任何問題，并對聯想對華為的支持表示感謝。我們一致認為，中國企業(yè)應團結，不能被外人所挑撥。”
華為公司具體參與當時會議的負責人也作出了澄清。華為官方聲明說：“移動通信是個開放的產業(yè)，需要業(yè)界各方攜手合作。華為公司一直致力于與產業(yè)伙伴合作，共同打造全球統一標準，建設開放、創(chuàng)新的健康生態(tài)環(huán)境。”
會議資料都已公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繼續(xù)研究。我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企業(yè)選擇什么樣的標準，應基于市場化和專業(yè)化判斷，以及自身的適配性，盡量減少非市場化因素對決策的干擾。3GPP和所有國際性技術組織一樣，非常忌諱某個國家的參與者抱團拉票（類似“圍標”）。
第二，技術標準討論，應該避免標簽化的、上綱上線的政治話語。LDPC最早是1962年由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提出的，Polar最早是2007年由土耳其比爾肯大學教授提出的。華為公司與會的代表說，各方如何“站隊”更多是商業(yè)考量，“不論是LDPC碼還是Polar碼，都不是華為首提的技術。因此最終選擇哪個技術方案都和國家或者民族自豪感無關，這仍然是純粹的利益問題。不能說華為的方案別的中國公司就該支持。”
第三，市場是充滿競爭與合作的開放過程，不應用“敵人”、“陰謀”等極端化思維去理解。中國加入編碼方案的國際討論是一個進步，今后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參與甚至主導的技術標準得到國際認可。這種討論完全公開，不是靠搞“陰謀”能得逞的。每一輪討論，因為條件的變化，各個企業(yè)的選擇也可能變化。華為沒有贏得有些信道的主導權，不等于全輸，因為仍會參與其中；華為贏了Polar碼在控制信道的主導權，也不等于全贏或者碾壓了誰，因為這個領域也要合作。全球化，開放的世界，全球價值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絕對“通吃”、絕對“獨食”是不可能的，而是既有競爭又有合作。
既然事實本身并不復雜，要澄清似乎并不需要用一場激烈的“保衛(wèi)戰(zhàn)”的方式。那么，柳傳志為什么要振臂一呼？在我印象中，聯想以這種方式表達一種集體的決心，是非常罕見的。
類似情形大概只有上世紀90年代中發(fā)生過。當時政府為了提高國民經濟的信息化程度，降低了進口門檻，將進口電腦關稅從200%減到20%，外資品牌大舉進入，國內電腦企業(yè)潰不成軍。這時柳傳志率領聯想高管到電子工業(yè)部，表示要高舉民族工業(yè)大旗，把國產電腦做好。自此，聯想自覺地將自己的命運和整個民族電腦產業(yè)的命運關聯在一起，奮力拼搏，以弱抗強，最終成為市場第一，讓國產電腦走進千家萬戶和各行各業(yè)。聯想是中國的聯想，是在電腦產業(yè)代表中國的聯想，家國情懷是聯想的天然基因。
如果了解聯想這段歷史，就會明白柳傳志為什么憤然而起。當他最深切的、刻骨銘心的情懷，以及聯想最本質的精神基因，不僅不被認可，還被潑臟水、被妖魔化，能不拍案嗎？柳傳志待人平和，但在關系到大是大非時，他的態(tài)度從來是不含糊的，有棱角的。這時如果不旗幟鮮明表態(tài)，那反而不是柳傳志了。
我理解柳傳志的態(tài)度，但多少還是有些悲哀。
悲哀之一，是74歲的柳傳志現在也要站出來為自己的初心辯白。因為不辯白，糊里糊涂，可能就會蔓延，甚至變成一種“政治不正確”。因此必須表態(tài)。這有點像《孟子》里說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愛人敬人，但還是有人“待我以橫逆”（對我很粗魯），盡管我自我反省，并沒有不仁不忠，但有人還是繼續(xù)“橫逆”。如果像聯想集團這樣的國產PC品牌領頭羊，從中國走向世界、在個人電腦市場上做成世界第一的探路者，還要回過頭來自陳“我的中國心”，正常的商業(yè)決策也要先戴上一個正確的帽子，難道不令人唏噓嗎？
悲哀之二，是聯想集團在收購IBM PC業(yè)務后，已經不只是中國品牌，也是全球品牌，其技術和服務在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提供。在此背景下，聯想集團當然是我們國民的企業(yè)，就像豐田和索尼是日本的國民企業(yè)，但同時它也是世界的企業(yè)，它要在全球發(fā)展，就要適應全球各個區(qū)域的文化、法律、市場和消費者要求，在各個國家都盡到企業(yè)公民的責任，而不能再簡單沿用“我是中國人的企業(yè)，代表中國開疆拓土”的思維。同理，如果將華為主導的Polar碼貼上民族標簽，似乎選擇Polar就是支持中國，支持中華民族，還有哪個國外運營商敢支持我們，它們如何向本國國民交代？
悲哀之三是，聯想集團作為一個有430億美元年收入、5.35億美元凈利潤（2016年數據）的企業(yè)，作為Interbrand全球品牌100強之一（源自中國的還有華為），代表的明明是中國的正能量，正資產，卻莫名奇妙被當成負資產貶損。徒嘆奈何！聯想集團不是互聯網時代最鮮活領先的企業(yè)，從戰(zhàn)略和產品角度看也有不少值得反思和自我超越的地方，但它一直在腳踏實地前行，創(chuàng)新求索不停步，始終堅守誠信和品質。聯想集團有教訓，但這種教訓和那種對客戶和合作伙伴不誠信、不正當、違背商業(yè)文明的問題有本質的區(qū)別。聯想集團這樣的企業(yè)在中國不是多了，是太少了。假如沒有聯想集團，就像20多年前國外PC產品在中國賣得比在母國貴一倍一樣，中國消費者得到的福祉只會更少。作為聯想集團CEO的楊元慶，自2004年后就開始領導一個在全球運營的企業(yè)，其所付出的努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他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尋找最佳平衡的不易也難以言表。這樣的企業(yè)和領導人，被數落成“賣國”，誰痛誰快？！
大企業(yè)往往被人們視作強勢、巨頭的代名詞，但大企業(yè)其實也很脆弱。除了新技術的顛覆（如柯達的教訓），消費者的離棄（如三株口服液和三鹿奶粉），在社交化傳播年代，不測的聲譽危機也會讓大企業(yè)感到焦慮和恐慌。對大企業(yè)來說，如何建立和公眾更好的溝通方式，讓社會更好地理解自己（包括自己的問題），這是新時代的挑戰(zhàn)。與此同時，社會輿論也要力避"三人成虎"的非理性擴散，否則再大的企業(yè)也抵抗不了。
多年來我一直堅持一個觀點，中國企業(yè)能夠走多遠，中國的創(chuàng)新與企業(yè)家精神能發(fā)揮到什么程度，取決于兩個軌道，一軌是制度環(huán)境，一軌是社會文化環(huán)境。制度環(huán)境的關鍵是法治化的市場經濟，社會文化建設的關鍵是理性、客觀、文明、負責的社會文化氛圍。
中國企業(yè)不需要浮泛的贊美，但也需要社會的支持。我們的社會要有更多開放之心、同理之心、建設性批評之心。
最近看微軟CEO納德拉的《刷新》一書，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同理心。“對于合作和建立關系來說，感知別人的想法和感受是一種至關重要的能力。同理心在機器中難以復制，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中，它將是無價之寶。”
納德拉分享了自己的面試經歷。面試官問：“設想你看到一個嬰兒躺在街上哭，你會怎么做？”他回答：“撥打911。”面試官說：“小伙子，你需要一些同理心。如果一個嬰兒躺在街上哭，你應該把這個嬰兒抱起來。”
中國企業(yè)正在走向世界，也許還不成熟，那就給他們更多包容。讓他們的心態(tài)也更加開放而不是狹窄。
中國企業(yè)會有各種挑戰(zhàn)。他們不會哭出聲，但他們心里也有淚水。那就給